1983年2月1日，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院。几辆警车呼啸而至，公安战士破门而入。一个正在看电视的矮胖老头被按倒在地。两天后，报纸上登了条消息：国民党特务李家琪，代号7271，于家中被抓。
1983年2月1日，清晨的寒气还凝在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的灰瓦上。
几个早起倒痰盂的邻居，看见几个穿着深蓝棉袄的人快步走进39号院，动静不大，但那股子利落劲儿让人心里一凛。
没过多久，那个常坐在门口藤椅上看街景的“李老”就被带了出来。
他没吵没闹，只是在上那辆绿色吉普车前，脚步顿了一下，回头望了一眼自家屋门的方向。
两天后，《北京日报》上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消息，揭开了谜底：
潜伏特务李家琪，代号7271，落网。
而这个曲折故事里最荒诞的一笔，是屋里那台闪着幽光、与这灰扑扑大杂院格格不入的进口大彩电。
故事的开头，原本是另一个色调。
1927年的北平，李家琪出生在一个透着墨香的家庭。
父亲是穿着长衫的大学教授，母亲是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文艺女性。
如果没有那场战争，他的人生剧本大抵是读书、考学，或许也能成为父亲书房里谈笑风生的青年。
但1937年夏天，卢沟桥的枪炮声把一切都彻底震碎。
十五岁的少年，心里烧着一团火，那份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朴素热血，让他扔下书本，穿上了不合身的军装。
战场是吞噬一切的磨盘，他在尸山血海里滚了过来，命硬，脑子也活。
这份“机灵”被国民党军统的人看上了，一张网悄然撒向他。
他的人生从此拐进一条漆黑的巷子。
军统的“华北铁血锄奸团”成了他的新课堂。
这里不教救国道理，教的是跟踪、密写、审讯，还有如何在不动声色间让人消失。
三个月的训练，像一场冰冷的手术，把他心里那团抗日的火，生生扭成了另一种偏执的忠诚。
他从一个想打鬼子的青年，变成了一把出鞘必见血的刀，只是握刀的手，已经不属于他自己。
他官运亨通，到1948年，已是保密局里挂上校衔的“干才”。
可他效忠的政权，此时已如风中残烛。
1949年，在山东沂蒙山区一场惨烈战斗后，他倒在血泊里，被解放军俘虏。
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没想到却被抬上担架，送进了野战医院。
伤愈后，他被判刑，送往青海劳改。
在高原刺骨的风和日复一日的劳动中，二十多年时光流逝。
1975年，一纸特赦令给了他自由。
表面上看，他平静地接受改造，在农场安顿下来。
可夜深人静时，那个“上校”的幽灵，或许仍在啃噬着他的心。
他缺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旧日身份复活的机会。
1979年，一个叫陈道龙的特赦人员获准去香港探亲。
李家琪找到他，递过去一个写有地址的纸条，语气平常得像托人捎带土产：
“老陈，方便的话，帮我找找失散多年的妹妹，她叫李家宝。”
“李家宝”这个名字，像一个生锈的开关，在遥远的香港某处，被轻轻按下。
一条断了三十年的线，滋滋冒着电火花，重新接上了。
此后，他常“出差”广州，在繁华的街市阴影里，与人低声交谈，领取指令和经费。
一套周密的潜伏方案成形：目标，北京。
1980年，他以“回京治老毛病”为由，迁回北京，住进了宣武区大耳胡同。
在街坊四邻眼里，这是个有点孤僻但挺和气的老人，见人会点点头。
为了把根扎得更像样，他甚至经人介绍，和银行女职员仇云妹结了婚。
这场婚姻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戏，单纯的仇云妹成了他获取信息的窗口，却浑然不知。
他把生活过得像一口古井，波澜不兴。
唯一的破绽，是屋里那台20英寸的日本原装彩电。
80年代初，胡同里谁家有个12寸黑白电视就了不起了，这台能放出鲜艳人像的“大方块”，成了孩子们扒窗户偷看的稀奇物件。
它太新，太亮，与老人俭朴的身份像个拙劣的拼图，对不上茬。
正是这份扎眼的“不对劲”，让警惕的邻居写了举报信。
公安机关顺藤摸瓜，秘密调查了几个月。
1983年1月，一个从香港来的女人蔡苹与他接头，送来密写工具、经费和一张委任状，任命他为“北平站站长”。
他们不知道，自己已成了网中之鱼。
当蔡苹在机场被扣下，收网的信号亮了。
2月1日清晨的抓捕，干脆利落。
从他家床底的夹层里，搜出了密码本、显微点胶片和一大堆抄写着内部信息的纸张。
那台彩电，作为证物也被搬走，屏幕黑下去，再也映不出任何影像。
李家琪试图隐藏在普通人的生活里，却终究无法变得普通，因为他拒绝真正走进那一片平凡而温暖的灯火之中。
当时代的列车轰鸣向前，任何试图逆行或潜伏在轨道阴影里的人，终将被前进的车灯照得无所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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